写完这篇长字,归到了许久没有归到过的“关于生存”这一类里去,可当想加上个标题,却觉得该叫“关于生活”。所有“关于生存”的类别里,几乎都是纯粹和工作相关的,或是由工作联想到的。可这一次,总觉得这字全是从工作中来的,却不仅仅与工作相关,它冲击了我的价值观。我想,这是许多还偶尔看一下我blog的人最不爱看的一篇东西,也是自己最不常写的那一类严肃。第一次这么多的写到了自己的工作环境,也许是自己真的变化了吧。还是希望着,某一天,可以变回去……
中东,来到这片富庶而贫瘠的土地已经快三个月了。这里有世界上人均PPP GDP最高的国家,但在一片法拉利、保时捷飞驰而过留下的烟尘之中,混沌着的也是世界上最荒芜的精神沙漠。不过大多时候,那都是与我无关的世界,忙得昏天黑地,这个月更是每周都要飞上一次,弄得连几个国家的时差都搞不清了。
好多个晚上了,12点还在一封封的回复邮件。有天午夜,伊朗一家酒店里,经过了一整天的封闭培训,房间没有网络,跑到大堂吧里处理邮件。一个伊朗中年人从我身边走过,几步后折了回来,用蹩脚的英语问我: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中国很大,有长城,了不起。我说谢谢。他道谢走开,几步以后又折了回来,说,中国很伟大,有很多像你一样勤奋的人,中国以后一定更强大。我乐了,又说谢谢。 看着他走,想到了很多事情。原来在别人眼里,我也正在变成那个自己曾经讨厌的style:勤奋、冷漠、没有趣味的“社会中坚分子”。从深圳这个我最讨厌的城市开始,向自己讨厌的人群靠拢。于是,出于本能的抗拒;于是,更坚定了离开的决心;于是,也要在走之前来到前线更多的感受真正的炮火;于是,很短的时间里,感受到了许多。也真正有了这样的体会:HW二十岁,第一个十岁没有在研发干过的人算不上了解HW,第二个十岁没有在海外市场干过的人也是不会了解HW的。
最近有三家公司的新闻让我很有感慨。第一则新闻很短,李彦宏说希望十五年后百度的海外收入比例可以超过70%——这差不多是HW海外收入今天的比例。十五年不短,可HW从走到海外到今天也已经差不多十二年了,头七年几乎寸粮未收,在第七个年头儿上,第一块海外市场俄罗斯的头头儿和老板在莫斯科最高的酒店旋转餐厅说,明年再做不出来我从这跳下去。之后的五年,海外销售每年都打着滚儿的往上翻。 李彦宏还有几年的时间思考,可如果百度是今天的投入状态,十五年后我可以打赌他一定达不到这个目标。有多少公司能有一只七年屡战屡败还不散架的队伍呢?每个人的生命中又有多少七年呢?坚持二字,是说易行难的。
第二个故事是联想,老外都下课了,老联想的班子都回来了。柳传志说联想将在一年半内整改好、并要在新兴市场大有作为,他还说联想今天向海外走的方向实际上就是HW曾经走的路。我听了替柳老板捏把汗。一年半,我不知道联想可以凭什么做好HW花了近十倍的时间今天还没有做得很好的事情——而且当年HW走出去时,电信设备的纯利恐怕是今天PC业的十倍。陈绍鹏统领前方的市场,刘军负责后方的产品,这对在中国无往不利的搭档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新兴市场攻城略地。陈绍鹏说:自己将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上任的头六个月将把精力更多投入到海外市场,等架构搭建完成了他下半年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中国市场。他还说他们有一批干劲十足的员工,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到——听到这话,第一秒我就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6个月,不要说150个,搭好15个国家的平台恐怕都可喜可贺的成绩了。不是我比陈绍鹏们高明,只因为这里的艰难只有经过的人才真正懂得。任正非说“HW二十年的炼狱,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才能知道。这是十几万人二十多年的奋斗,是还在职,也是已经离职的人的创造。”想在充分竞争的行业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唯有压强*时间*匹配业务发展的职员数量才能做到。可在高压强下能保持一年还不疲,两年还不懈怠,而且是大多数人保持这样的状态——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其中的艰难,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每一个能在HW早早混得出头的人,都是三十岁就满头白发的,都是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这些人的可怕不在于他们的专业技能,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在一次次血仗中活下来的人。许多企业里都有要迎接巨大困难的少数人,但很少有企业有HW这样大部分员工都要一次次挑战自我的情形;这样一支经过普遍筛选、经过炼狱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磨出来的。今天的联想同样有许多苦难:语言不行、和老外冲突、不了解当地市场、不了解不同市场里的财务支撑和法律条文…… 在头几年里,不说大头兵,许多中层干部碰到点国际化的困难就跑掉了。今时今日,凭这样的队伍,联想恐怕是很难复制HW曾经的道路的。
第三个故事是比亚迪,这家制造手机电池和汽车的公司同样在深圳郊区。目前市值38亿美元的比亚迪比福特的70亿低一些,但高于通用汽车的13亿。过去五年,比亚迪保持了HW几乎一样的增长率,在仨大充电电池领域都排名世界前四;08年,收入在300亿人民币的比亚迪收到了巴菲特的投资。在最新一期的《财富》关于比亚迪的文章里,有这样两段话:
1)比亚迪汽车有5000名汽车工程师和同等数量的电池工程师,全部工程师都通过了公司的培训项目(淘汰率40%),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深圳总部的15栋有18 层高的黄色公寓楼里。资历浅的工程师算上福利一个月收入不到600美元。王说,全部的工程师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大学,“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工作刻苦,可以和任何人竞争”。“基本上,这些人一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做的就是,呼吸,吃饭,思考,工作,”一名美国高管在研究比亚迪的工作模式后发出感言。
2)“比亚迪为什么会遥遥领先?”巴菲特通过翻译问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我们公司是懂行的人在做事,”王回答说。巴菲特又问比亚迪将如何保持其领先优势。“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停下休息,”王说。
作为一个生命的头25年都在北京度过的人来说,深圳无疑是太过落后的城市。对于在那25年中没有为任何事奋斗过、每天徜徉在咖啡馆、剧院、书店和各大小饭局的人来说,比亚迪和HW们无疑是反人性、罪恶资本主义的终结标靶。和许多长在或工作后混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骨子里我无法肯定这种非人的生活。可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城市和这样的组织。对于走在国境之外的中国人来说,要获得更多的尊重也只能靠这样一家家企业和他们明天、后天的产品;而不是IBM中国、通用中国们的销售业绩。这些泥脚企业重复着1960、70年代索尼、佳能和丰田们走过的道路,而他们依靠的恰恰是我们批判的反人性。我也相信只有在深圳这样拥有着全国最高比例“优秀院校毕业且没有独立思维的工科毕业生”的城市才能支撑HW中兴比亚迪们的规模。如果你在HW呆2.5年,见过的笨蛋甚至会多过在外面25年的;但与此同时,一小撮经过最严酷战争洗礼的精英和这些愚蠢的大多数构成了最稳固、最适合当前状况的组织形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恐怕是中国大多要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复制的模式。而且在经历过TCL、长虹、海尔们的失败后,这些企业终归要仿效HW、ZTE、奇瑞们从新兴市场再到发达市场的道路。于是,所有这些企业的道路都可以被形容为“用非人的艰苦方式在艰苦地区打持久战”。任正非说HW还要用将近十年在死以前达到规模和管理上的稳定,是实在话。加上已过的十二年,从第一天走出国门到被别人真成承认,HW要用二十二年——这几乎等于日本人被世界认同所花费的时间,也就是起码要一两代人忍受非人的生活才能换来结果。今天日本公司的文化我们喜欢吗?没几个人喜欢。但这又是一个国家、一两代人无法回避的二十年。这是我们的悲哀吗?也许在上上一代经历过战争,上一代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十年之后,这样的生活已经算是最好的可能之一了。
有时在想,这样的三年多对自己终归算是件好事,对于今天中国大城市长大的许多孩子来讲,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氛围和方式,在这里得到的是面对并解决困难的本能。但紧接着,又总会想到另一件事:今天我可以离开这个自己不喜欢的组织。但有一天会不会又进入到一个、或是干脆作为帮凶把另一家公司打造成一个这样非人文化的组织呢?这是可能发生的吧。真的如此,这是不是现在正经历的三年多留下的最大悲哀呢?这是太过复杂的评判问题,如果那天真的来了,再去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