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0多字,这不仅是这几年自己最长的一篇blog,恐怕也是除了毕业论文以外最长的文章了。从来时就开始读着两本哲学书,于是头脑又不住的思考,到六一忽然想到了这个话题,当天一不小心就将这篇文字写到了快4000字,就再也没有精力将它结尾。虽然有朋友说不要总想着这些可怕的事情,但觉得该有始有终,于是总想找个机会将它完成。今天终于有了些时间,提起笔来,到了午夜才最后完成,后面还是没有了力气,于是有些草草的结束了思考,算作给自己儿童节迟到的礼物吧。虽然那些冰冷的理性描述不时会让人厌恶而让这礼物显得不合时宜,但我想一定没人看的完这枯燥的文字,所以就这样放在这里吧,其实连我写完之后,也没力气再重头读过了。希望十几年后的什么时候,它能成为我此刻思维的最佳佐证吧。 ——2008.08.06
又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每个人都想永远过下去的节日,身边的人都高高兴兴的,想着怎么才能在这个既不属于自己却又能蹭上点边的节日里提醒自己还有些残存的童心。可在这一天,自己想到的,却是近乎反人类的话题:我是说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偶尔我会希望继续留在孩童的状态,可从根本上来说,我并不喜欢小孩子,几乎从来没有对这个群体产生过喜好,于是在这个msn签名上到处都是欢度六一的特殊一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对小孩儿产生如此的态度?
提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他们是物种延续的必要产物,而在自然界中,任何有机体存在的第一意义就在于其种群的延续,这一点从低级生物中看的最清楚,它们的一生只做两件事情——存在和保证延续存在;比如很多花的一生所作的只有光合作用和排粉。再把问题问下去就有点反人类了,物种存在本身有没有意义?这是个太难解答的问题,抛开其答案不管,我们可以退一步说,无论存在有无其他更多意义,起码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更好的存在”,更好的存在需要进化需要改变,但我们通常不可能在一个存在初始就让其变成更好的存在,比如人类不能在短短几百年就从原始人变成现代文明,于是我们只好先来构造存在、先制造一代代的人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点点改造,使得人类成为更完善的物种。于是,物种的延续就变成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法达到“更好的存在”。如此看来,存在有意义、物种延续有意义,换句话来说,就是生孩子对人类本身来说是有意义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个体都该进行这种延续?对于个体我们能做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进行延续物种。第二件事是通过改造自身、或进行人性的完善从而影响其他个体来在你所生存的几十年中直接完成“更好的存在”这个任务;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任务,比如辅助这些被延续的物种,让他们能更好的完成进化,这也应归于第二件事。
你可以选择只做第一件事,也可以选择只做第二件事。继续刚才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物种延续是“存在”的基础和初级产物,他将改造的可能留给了下一代。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进行了细化的分工,60亿的人口已经使人类种群统治了我们所在的地球,从数量上讲人类的种群已经够多了,不会存在着因为少数个体不进行物种延续就灭亡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不完成第一个任务;相比之下,第二个任务倒是越来越重要起来——在当今世界中,由于人类文明繁衍了上万年,引进了文化、思考、精神等要素并将它们相互结合,我们存在的世界不再停留在一个亚里士多德似的思想家在茶余饭后随便动动脑子就能引领城邦前进的年代,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完成第二项任务,而它对于个体而言也要难得多——第一个任务60亿的人类群体几乎个个可为,而第二个任务能完成的个体就少得多了,作为个体而言,这两个任务的重要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对上面的话提出一个强烈疑问——既然我们可以选择完成第一个任务,也可以选择完成第二个,为什么我们不能两件事一起做呢?这当然可以,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人斗都在试图如此做。不过既然有双重目标,这种选择比上两种单独的选择多出了一个问题——分配,即如何分配精力、时间和资源。这是个很难论述的选择,似乎应该按着个体不同特质来完成,不过我们很容易发现分配这件事并不是无章可循,因为在所有相对高级的物种中延续后代这个任务有一个特殊的自然属性——需要雄性和雌性的团队来完成,于是分配资源在中最重要的问题通常就转化为以下的命题——男性女性的分工。
如果说其他分配我们很难找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那么相比之下,男女的分工就是有章可循的。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雌雄的分工从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靠着逻辑和一些生物知识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分工为什么出现:在最低级的生物之中,繁殖或者叫分裂可以由单一个体完成。很明显,由于只是简单的分裂复制,单一个体的生命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只可能减少而无法增加,这就必然造成长期后种群能力的下降。于是生物分解为两种角色,下一代由它们交配而生,这样根据排列组合原则,可以保证遗传特征的多样性。随着生物结构逐渐复杂,胚胎从出现到成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于是两个角色中的一个必然承担起抚育和保护胚胎的任务,在这个抚育过程中另一方自然就要承担提供生存基础的任务,如保护抚育方及幼仔不被其他种群伤害等,前者就是雌性,后者就是雄性。正因为性别是为适应延续后代而出现的产物,自然界中的两个重要特点也由此而生:一,雄性更加强悍,参与竞争;二,在一个繁殖期一个雄性可以和多个雌性交配、但通常在大多数物种中一个雌性在繁殖期内只和一个雄性交配,也就是人类中的一夫多妻;三,求偶的最终决定通常在雌性。这三点其实都是为了提高后代质量而产生的特质,第一点是因为为了选择更优的个体生命特征,不是所有雄性都有交配的权利,只有在展示或争斗中取胜的一方才能获得交配权,因此雄性天生充当了“选择器”的角色,他们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竞争,并将优秀基因从个体中选择出来。而这也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特点——一个被选择出来的雄性为了最大可能的保留这种遗传特质,需要和多个雌性交配而提升个体存活的概率;反之,由于雌性担当了抚育任务,如果其在一个发情期和不同雄性交配并都产下幼仔,则无法保证过多数量的幼仔生存质量,因此其只与一个雄性交配。第三点就更容易理解,既然是选择更优秀的雄性,则裁判自然不能由雄性本身担任,决定权在雌性一方。虽然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总体来说,在许多学说中雄性更像提供了种子,而雌性更像提供了土壤。作为种子机的雄性任务为甄选和尽量扩大传播,而作为土壤的雌性任务为判断并接纳优秀种子并抚育。由于性别的产生就是为了“优生”,而雌性没有竞争和选择的功能(雄性胜利有得到的是更多雌性而不是最好的雌性,这在高级哺乳动物种群中极为普遍,如狮子、猩猩等)所以在传统自然界中,性别的高低似乎就有了定论。但这个男尊女卑的结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根基需要生物科学的解答——那就是遗传的主要基因来自于雄性,但这至今没有人能证实。甚至于此相反,一个有趣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十七世纪的叔本华认为个体的智商主要遗传自母亲,人格和意志则来自于父亲。(叔本华对于意志的评价远远高于智商,认为意志是人的本质、核心,智商只是附加物、偶有物)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如果我们能想想自己和周边的例子,会发现这个结论应该比较准确。如果事实真的如此,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中男女的地位就会逐渐变化,我们将在下文再给与说明,在此之前,还是该来看看过去几千年人类演进历史中性别分工的发展。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许多动物特征在我们身上呈现的依然非常明显。比如传统文化中延续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女性不参与教育和工作。她们虽然更早成熟,但被认为这不过是宇宙中越高等的事物达到成熟时间越迟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女性因为没有教育和实践知识的环境,从而终其一生在理性上非常薄弱。也正因为如此,自男权社会以来大多数女性都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他们守着丈夫,完成生育和初级的抚养工作,亦被教育无论丈夫如何一定要忠诚于他,其原因不外乎和低等动物一样,为了给后代创造一个更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同时,从古时女子不能从政从军,甚至古希腊时女子不能进入剧场等规定,都是为了将女性禁锢在家中生养后代。为此,男权社会中甚至还树立了无数个英烈母亲的光辉形象,她们有的为救儿而死,有的为教育子女而牺牲自己一生幸所愿,女人们自己都大多为这一个个形象而感动着,却很少有人质疑为什么这样的形象中从来没有父亲的身影。不过,如果客观思考一下社会的演进,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分工既符合长久以来物种性别的定位又符合人类历史规律。而这一切直到最近两三百年来,才开始慢慢有了小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其实也是自然规律——人类抚育后代过程的复杂化。
在传统的生育后代的过程中,母亲在完成生子任务后在肉体方面他们要对后代的肢体成长负责,比如哺乳、学习走路、在婴儿时代带孩子玩耍等;而在精神文化方面母亲则要对孩子进行初步的教育,比如基本的生存技能吃喝拉撒,说话认字等。这些状况类似于其他动物,比如在狮虎等哺乳动物群体中,所有的狩猎技巧几乎都由雌性来教授。而人类与动物所不同的是,人类有文化和精神,在古老的传统社会、甚至今天社会的许多家庭中,这些教育通常在孩子更大一点时主要由父亲来完成。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最近几百年来人类科学的大发展,这个进程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果说这几百年来在肉体方面的抚育在个体中差异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由于人类文明的日益复杂,精神文化方面的教育在个体之间创造了更多的差异。幼儿识字的年龄越来越小,在几岁之前需要得到的专业性教育越来越多,到了今天孩子们甚至需要在上小学前就被教育得会使用计算机和internet,这说明因为文明的复杂度日益提高,每个人在精神文化上面受到教育的时间不得不拉长,从而下探到孩童时代。另外,即使抛开知识教育不谈,人类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体力被放到了越来越弱的地位,人格、价值观和文化越来越多的影响了个体今后的走向,而这些影响也必须在更小的年龄下完成,这也对承担着幼儿抚育工作的母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这个变化通能想到解决办法有三种,一是身为母亲的女性更多的接触到精神、文化教育,通过其自身来完成对后代的影响,二是让在该领域占据传统优势的男性介入到更早期的教育当中去,三是将这个教育任务交予专业的人和机构完成。
事实上,这三个办法在现实中都在进行着。首先,女性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知识和文明,而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其在子女后期的教育中发挥了专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使少数女性个体对自身地位产生了新的认识:既然幼体的意志主要来源于父亲,智慧主要来源于母亲,那么从理论上讲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女性和男性在初生时存在着同等的意志和智力水平,而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少的依赖力气等女性欠缺的身体要素,转而成为了比拼智力和意志的竞争,而恰恰女性由于其传统的抚育者角色拥有着较强的韧性和耐力,那么为什么在这场竞争中女性只能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呢?这从客观上讲,使一部分女性脱离了单纯的养育者的角色,从而反过来动摇了传统的性别分工,甚至这也动摇了一夫多妻的传统制度。而影响这一重要制度的因素和第二个解决办法也有关系:男性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教育过程中去。虽然这个过程到今天为止在各个家庭中的进度大相径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趋势正在上演。正因为后代抚育变成一件越来越复杂的事情,使人们不得不专注于越来越少的后代数量,因此,如果说与其说一夫多妻的消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动选择,倒不如说这是因为抚育后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完成、和女性角色部分变化而导致在男权社会中的被动选择。至于,第三个办法,专业人士和机构对人类后代的教育,也促使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事实上,第三个解决办法是第一个办法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劳动力的发展,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中脱离出来进行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工作,学校越来越多的产生,连社会中下群体的后代也能接受专业机构学校的教育,而女性被引入这个体系的初衷并不是因为男性的好心,只是因为让其更好抚育后代的需要。
综上所述,因为抚育后代进程的变化,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开始摆脱了原来的单一角色,而向其他社会角色开始转化。但如果冷静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可以用诸如“觉醒”一类的词来形容这一过程,但实际上女性之所以可以完成社会化进程,还是因为首先符合了繁衍后代过程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上面所提,非身体性的抚育过程让女性接近知识同时让男性参与到抚育过程,虽然让少数女性脱离了其原来岗位看似对抚育后代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实际上它同时带给了人类更多的优秀后代个体。而人类物种已经不再需要数量却需要少量高质量的个体来促进其自身发展,因此女性的变化依旧是为了迎合自然对人类这个物种进行选择的需要。
不过也正如前所述,在这个变化中,一些新女性出现了,他们具备极强的自我意识,不再对繁衍后代的工作抱有强烈兴趣,亦不再以成为母亲为自豪,他们希望投入到男性社会的竞争中去一分高下。可惜如今真正能称之为这个群体中一员的女性少之又少,按着刚才分析的思路不难看出,她们只是“物种延续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女性可以摆脱传统角色对其的影响,虽然在其平时的行为方式中我们很难看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可在一些能直接体现动物性的特征中我们还是能寻到蛛丝马迹,而这些痕迹又往往能影响女性关乎其一生的重大抉择。因为这个转变仅仅只进行了两三百年,要知道这是个太短的时间。女权的大拿波伏娃写出了前无古人的《第二性》,可窥其一生,却很难说可以独立存在。其著作和行为,无不打上了萨特深深的烙印,因萨特的风流波伏娃的行迹性格多变,终其一生,其女权的觉醒似乎有着为抓获萨特而存在的影子。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大,下一个问题就是:而这个作为副产品出现的群体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会继续发展壮大?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物种存在的根本命题上来。正如前所述,物种的繁衍是“存在”的过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存在”。虽然性别几乎是因为繁衍而诞生、雌性上亿年来因为生育后代而存在,但在今天繁衍已经可以不成为某些人类个体主要任务的时代,女性如果可以为“更好的存在”而存在,就不必禁锢在生育的使命中去。若完成更好的存在,女性有两个途径可以选择,一是由其自身来完成,二是辅助一个可以完成“更好存在”任务的男性、从而间接发挥其作用。第一个途径中的女性尤其令人敬佩,通过个体的抗争打破上亿年的性别定位,即使她们自身没有完成这个转变,也将对后面的其他女性群体产生影响,从而完成这个性别的进化。而第二个途径中的女性今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如果说第一个途径中的女性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过艰难的话,第二个途径中的女性角色会相对容易不少。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当中并非所有可以对物种做出巨大贡献的个体都需要异性伴侣,如一句经典"生命的本质都是孤独的"所言,孤独是产生冷静和理性的催化剂,许多因理性之花而产生的重要成果正是在孤独中诞生的。而孤独是因为人们没有可以为之付出什么的目标,人们自己越丰富越明确对外界需要的就越少,但正因为大多数人类个体的精神都无法满足自身,于是需要另一个伴侣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性别是造物主为了繁衍而制造的产物,任何个体在没有异性伙伴时存在着本能的无法繁衍后代的焦虑,因此任何个体也有本能的寻找异性的冲动。虽然随着文化的解禁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同性恋的群体,但大多数个体依然寻找着另一性别的个体来平复其焦虑。最后,一个更注重“更好存在”的成年男性个体通常会对于繁衍后代抱有不强的兴趣,而对于这样的男性个体来说,其身上相对于其他一般男性都会出现更多的幼体特征,更需要一个女性(或充当女性角色的人)进行接纳。虽然出现这样状态的原因并非十分明确,但我想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男性在长大后仍存在着对母体的依赖这个理由外,另外一些男性个体的幼童心理和人类本能的认同感有关——如果一个雄性个体繁衍后代,就完成了身体本能中所被赋予的职责而不再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本能的焦虑。而如果它没有进行此项工作或不以此为目标,在本能中就需要找出物种延续以外的个体生存价值,即“更好的存在”的证据。对于大多数诸如此类的男性个体而言,在这个过程中缺乏会缺乏外界的认同感,即使其完成某种“更好的存在”也可能不被 外界认同,于是通过幼童心理寻找认同和鼓励便成为了其本能反应。
总而言之,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变化,今天的女性可以有着与历史中这个性别诞生初期本意不同的发展。当人类文明进一步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会摆脱其传统角色,当然这一进程也可能随着人类种群发生巨大变化而停止或倒退。如果我们把性别看做只是有利于物种繁衍的一项功能时便会发现,许多物种的功能经过自然选择都发生了巨大变异,而性别可能也会随之而变,只是这需要远比其他功能变异冗长的时间,许是几千年、几万年,也可能会是另一个亿年。虽然这是我们无法看到的进化过程,但也许作为个体,我们也可能不经意的参与其中吧。